到德国后，常听人说某某某“岛熟”了，意思是说他或她就要去岛上度假，是旅游者的岛之乐。
组成“岛之乐”的两个词，对我来说是两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马。“岛”与“乐”格格不入。我在独裁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年，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岛，国家是个大岛——一片对外隔绝、对内严格监控的疆域。在国家的广阔岛屿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个人小岛。二者在制约中叠合，两个彼此制约的事实，只需一个，而且是其中任意一个，就能打破这种关系。
在家里，我们彼此之间也互为岛屿。我的童年，是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时期，在一个远离城市却没有远离政治，没有一条柏油路的偏远村庄度过的。三四个干部统管着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他们刚刚完成学业，从城市来到这穷乡僻壤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的工作就是威胁、审讯和拘捕。村里有405户人家，约1500人，大家都在恐惧中度日，没人敢随便吭一声。还是孩子的我，虽然不了解大家怕的是什么，那种恐惧的感觉却深入骨髓。我们家每个人都曾有过悲惨的经历：外祖父母作为“剥削阶级”，被剥夺了田产和杂货店。当地曾名噪一时的首富，一夜之间连理发的钱都付不起了。他们的儿子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女儿、我的母亲，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整整五年，在饥寒交迫中历尽生死考验。我父亲虽然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却整日泡在酒精里无法自拔，天天喝到双膝发软舌头打转儿。母亲将自己投入无尽的劳作，试图在身体的极度疲乏中忘掉痛苦。外公做家务时总是嘟嘟囔囔，外婆没完没了唠叨着她的经文……我对一切懵懵懂懂，只感受着这无言的沉默的废墟，一个人到处游荡，希望能离开他们，也离开自己。在没人看得见我的时候，大声自言自语。我从小就了解岛之痛，它是家里和村子一切不幸的源头。和我们相邻的是两个罗马尼亚村，一个斯洛伐克村和一个匈牙利村。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节日，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服饰，自成一体。德国村的村民要为希特勒的罪行承担责任，虽然战争期间他们只是孩子或半大孩子，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村头碧绿的山谷，在我眼中有时也是孤岛。独自放牛时，望着合为一体的天空和草地，我可怜的皮肤感受着风景的无边无际。景色之美成为一种威胁，像一只有摆的钟，把自己的嘀嗒声吃进肚子里，把我从草地抬进踉踉跄跄的蔚蓝，从高处扔出去，或者按进草地下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墓地的漆黑，再扔出去。
我们这支德国少数族裔被视作纳粹德国佬的孤岛。我们自认没有过错，却不得不忍受来自罗马尼亚人的惩罚。罗马尼亚人和安东内斯库一样不也曾是希特勒的盟友？和所有农人一样，我们本来就天性寡言，在这段“历史”的打击下变得更加沉默。我们表面恭顺，无条件地在国家的——不久前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耕地上劳作，内心却自视高贵，远离所有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词汇。偶尔，大家喝酒时唱一曲纳粹军歌助兴，不去顾虑这和希特勒有什么牵连，由此产生的恐惧更激发了他们传承民风习俗、弘扬种族传统的斗志。他们在欢快的气氛中保持谨慎，却不屈从于谨慎。不，这不是什么岛之乐，只是夸张的民族主义的集体恐惧，拒绝他人剥夺我们这“一小撮”的根本——“德意志民族性”，用自己的精明强干让其他人种相形见绌。是的，作为孩子，我属于他们，是他们岛之痛的一小块，继承了他们身上的一切特质：在国家面前，我是个胆战心惊的纳粹小德国佬，内心却十分自负，“我们”德国人就是比其他人种强。尽管这第二种心理，在我独处的时候毫无用处，不论黑暗中躺在床上，还是在巨大的翠绿山谷中放牛时。这种巴纳特施瓦本的优势心态与国家刁难之间甚至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正因为我们是优等民族，我们注定要饱受磨难，这是家庭教育告诉我的。巴纳特有一套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意识形态，使我们面对强加的耻辱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但具体到每人的生活，具体到我们的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具体到村庄的街道和山谷，却没有丝毫意义。我从小就意识到这一点，却没敢深想。虽然我更愿意与他人分享，孩子总归希望自己能属于一个家，属于一个村庄，需要依赖有些“永恒”意味的东西，但我还是从“我们”中脱离出来。我在渴望归属中越来越疲惫，发现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对自己感到疲倦，用埋头苦干遏制内心思想，应对党员干部的警觉，同时将优秀的“我们德国人”展示给外人。我本能地，因而不可避免地，从里到外都不属于他们，但我不会公开承认，也不去想这其中的原由，估计大家都一样，只要不是从我身上看出来就行。上帝为我们人类发明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头骨——厚实，无法穿透。这个拥有三百多年传统礼仪和风俗，捍卫集体荣誉，为维护大我可以牺牲小我的村庄，是我无法理解的。孤独横穿日子，让生活中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那是我自己的疏忽和失败。
这些年不自觉中形成的模式，在我十五岁进城上高中之后依然延续。我至今不清楚这种模式的再确认让人更轻松还是更沉重。在城里，乡村孩子是城市孩子中间的孤岛。我上的是德语中学，大部分学生来自罗马尼亚的精英阶层，衣着考究、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他们蔑视乡下人：这些可怜的蠢才也想有所造诣？他们嘲笑我就等于在嘲笑全村人。我痛苦地发现，村里“精英”们的自视甚高终了只是自以为是的幻觉，他们的理念在三十公里外的城市全部变成一文不值的废话。城里人很机敏，身体和舌头都会谄媚，爱干净，学习勤奋。我不明白为什么家里人总说罗马尼亚人又脏又懒。不过，他们有一点是对的：对干部们要多加小心。他们不费力气就能成为班上的监督者，天生适合做党务工作、主持会议。他们出身好，拥戴国家，在家里，父母同样身体力行地教育他们自己高人一等，只不过他们的高人一等是国家认可的。他们自有一套逻辑：国家精英不仅要自身出类拔萃，在国家的质疑对象面前更要表现得优秀。
校外，在城市的街道上，对可怜的皮肤来说，一切仍旧太大，只不过方式不同。我开始想家。后来，读到有关乡村现象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书籍，我仿佛看见自己的村子成了个被鬼魅地移出世界的箱子，矗立在玻璃幕墙后，盛满冷酷而僵化的人。我不和干部子弟来往，但我想成为普通的城里人，成为那些成千上万游走在商店、公园、电车上的人们中的一员。我在柏油路结实的岛屿上认出许多四处游荡的孤岛，监督下的城市的岛之痛天天写在他们脸上。我看着警察们大肆搜捕，当众把人押走；小偷被抓后大头照挂在商店门口的橱窗里向众人展示，他们的脸因恐惧而扭曲。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公园小路旁展示的模范工人和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假笑。我看着马路上或年轻或年老的尸体躺在尘土中，行人无动于衷地经过；我看着国家葬礼上的排场，丝绒装饰的卡车上敞开的棺木，和围观的人群玻璃般好奇的眼睛。他们的目光充满对一个下流家伙死后还要讲排场的厌恶，掺杂着难以抑制的嫉妒和自己享受不到的遗憾。但没有人敢于流露他们的鄙视和嫉妒，因为人流中总有注视你的眼睛，头脑需时刻警醒，半句话都可能多余，一个欠考量的词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舌头的失误被监视者抓住，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急转直下，过去的生活也要一起拿来清算。于是，每个人被迫成为孤岛，猜疑成为基本情绪，无时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四处游荡的秘密，盛满了禁忌。是不假思索地直接说出，还是把一切藏在心里，怎么做更明智，这是普通人见面时，首先要思量的，像黑夜和白天一样自然。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心中的所想是大忌，不能被对方发现，永远不要用词语或行动去证明天下大白的事物。罗马尼亚伟大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盖鲁·瑙姆(Gellu Naum)在他的作品《齐诺比亚》中写道：“……对某些事，必须保持沉默……别人就他们的能力能理解多少是多少，每个人说出的比他知道的要少，理解的比他听到的要多。他理解了的别人不会对他说，因为他无法理解他听的，如此种种……”
精英阶层——那些经济领域及党政、部队的干部，安全人员，警察——是另外的孤岛。他们生活在国中之国，有专属的住宅区、商店、医院、餐厅、猎场和度假胜地。和普通百姓相比，他们的生活就是岛之乐了。但满足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得想办法让老百姓保持沉默和害怕，这需要有策略的、成效卓著的工作。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是普遍现象，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会招致大众的深恶痛绝。只有地位等同的人才可能享受特权，但他们之间既是同伴又是对手。和我们德语村一样，他们也把维护自己的岛屿看作一种责任，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更好的我们。他们也需要归属感，一切都属于精英小集团。他们是使民众大岛群感到害怕的小岛群，要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力，必须服从其意识形态规范。他们虽然高高在上，却随时可能倒台，其地位、优势、物质保障、生活方式可能一夜间丧失殆尽，连同整个派系一起跌入平常百姓悲惨的生活中。到那时没有人会同情他们，普通人只会远远地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些没落的高官。
一个靠武器和猎狗维持边境的国家，就是一座孤岛。人们随身携带的秘密之一就是逃跑的想法。他们心里没有岛之乐，只有逃离的愿望，不论代价多大，都要远离岛屿。既然别无他法，就只能拿生命冒险。与匈牙利的绿色边界以及与斯洛伐克接壤的多瑙河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他们将理性扔到脚下，不论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流传，大逃亡依然不断上演。绿色的边境线上，在收获小麦的季节，收割机之间能看到被击毙或是被猎狗撕碎的尸体，多数尸体上既有枪眼又有犬的齿印。多瑙河上漂浮的残肢，属于被船只追赶的逃跑者，身体被船桨绞碎。然而，逃跑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上升到一种歇斯底里。对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的厌倦，变成一种病态的希望，希望通过冒险在陌生的地方创造全新的生活。逃跑意识成为伴随日常生活的本能，人们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临时居住地，早晚能逃出去的信念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这造就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在事情搞定之前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事业有成：爬得越高，机会越大。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依赖和影响力，利用对下级的压迫去谄媚和贿赂上级。很多干部都用“上台”作伪装准备逃亡，他们最终能够定居国外并非偶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自嘲地告诉别人，外逃是他们人生最大的奢侈，他们都曾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众多高官逃跑后恐怕得重新定义政治觉悟这个概念了：社会主义觉悟的最高发展形式就是逃往资本主义。高干的外逃和普通老百姓绝望的逃亡不能同日而语，那是一种保险的交易，死亡风险为零。虽然大众没有这样的幸运，虽然逃离之前自由从未真正属于过他们，但是，看到高官与国家统治者背道而驰，他们还是会在一旁幸灾乐祸。
每次坐火车从蒂莫什瓦到布加勒斯特，他国作为一种生活前景带来的巨大吸引力，会由朦胧渐渐变为清晰具体的画面。有一段路途，火车紧贴多瑙河，几乎是挨着边界行驶。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包括身着制服的军官和警察，都来到走廊向外注目。大家被催眠了一般，仿佛在集体瞭望他们的未来，仿佛冷漠的多瑙河是一个流动的、适合每个人的逃跑预言。所有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肃穆的氛围如教堂一般。宽阔的、左右摇摆的河流，不时现出几处狭窄的水面，肉眼看上去完全可以游过去。对面是南斯拉夫，是通往西方的中转地。我们能看到村庄，能看到树木在那里招摇，仿佛在挥手召唤人们。谁都不敢看别人的脸，皮肤不真实地紧绷着，像涂了层蜡，或是被冻住一般闪着微光。做梦的感觉紧紧攫住每个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逃，可是怎么逃？每个人怀着同样的心思，让车轮的轰隆声一度听起来像：“我要离开这儿，我要离开这儿。”不断地重复。多瑙河畔，车轮在铁轨上清晰地唱出它们的压抑，让人直想叫它们闭嘴，因为站在车厢的旅客就像被逮住的合唱团。过了多瑙河，所有人又默默回到车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回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
我又一次经验了岛之乐的反面——岛之痛，其实我就没有离开过它。说到“幸”，我要探讨一下“幸福”与“幸运”，两者不仅不同甚至含义完全相反。“幸运”，是等待中最坏的事没有发生，是因为“幸福”根本不可能。“幸福”是持续的状态，是一段平坦的路面，是内心的承载，是一种感情定义，它基于自身巨大的奉献。“幸运”是一时的、外在的，与感情无关，常常来自无法解释的偶然。“幸运”的发生如同打响指一般飞快，人们往往在事后才反应过来，有可能是一会儿之后，也可能是几年之后。当人们追溯往事，才发现自己当时竟毫无察觉。一旦意识到自己刚才“如此幸运”，人们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幸福”的反面，因为它是无耻的、放肆的、从生活的外在设计中逃离的幸福。尖锐的幸福感令人眩晕，狂野地穿过身体，须立刻发泄出去，因为它无法淹没外在的目标。当外在目标将它覆盖并重新没收前，它会自己停下。
尽管身处悲惨境地，“岛之乐”依然是一种私人的幸福，一种个人有意识的“大脑幸福”。它是可以通过理性创造的幸福方式，可以通过书本知识量身定做。但是，如果从书本上生搬硬套，对个人痛苦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助益。我有很多亲近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阅读、讨论，用读过的书对照我们的生活。我们在通俗书籍中，在那些朴实的描述、详尽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中查对我们自己的悲惨生活，在诗歌和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中见证这些悲惨之处。两种读书方式都为我们带来精神支持，因为它印证了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再孤独沉默。书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无法为自己创造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这就足够了，我没有指望一本书能带给我们更多。如果理性创造的“头脑幸福”无法令人幸福，其中没有“岛之乐”，那它指的就是“心灵幸福”。但我们称之为“心灵之物”的东西并不在头脑中。那些劳碌的，还有那些被毁掉的人们能否将他们所依赖的亲密关系保存完好？爱不是他乡，它就在脚下和头上，天天要面对的周围的一切。爱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一点，在监督国度的被忽视与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正因如此，爱成为自由缺乏症的替代疗法。我没见过哪个国家的人们会对爱如此饥渴。我工作过的工厂和学校，无论哪个阶层，到处是婚外关系，男人女人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工作岗位的艰辛使他们对任何环境都能处之泰然，在工厂的某个隐秘肮脏的角落体验被爱的快乐，能让流水线上或写字台边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结果是，这里的男女关系中充斥着谎言、诡计、伪善和自我谴责，家庭暴力、婚姻破裂和被遗弃在铁轨上的孩子，比任何国家都多。拥有疲惫神经的人是无法获得“心灵幸福”的。
“岛之乐”中还有作为风景的岛，岛之乐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但我的经历告诉我：风景无法脱离国家，它独自存在是不能通行的美，残破的神经无法适应。风景冷漠地站在那里，无所谓人类身上发生的一切。它是停火状态，是避开了繁忙时光的静穆，是长着绿色牙齿的浑然不觉，它只需要自己就够了。过度紧张的神经无法承受美的出其不意。风景成为存在闪亮的上演，是所有恐怖的全景画面，是被剥夺的理所当然的加倍。如果柏油马路上没有出路，风景在人们的感知中就是一种傲慢的物质，占尽时间的优越：远古的石头，永恒的水流，花叶与青草无尽的轮回。它们全都没有记忆，对过去和未来没有任何思虑。美丽的词“Blattnerv”（叶脉，叶子-神经）不是人的神经，“Blattader”（叶脉，叶子-脉搏）也不是太阳穴或颈静脉。要追寻“岛之乐”，就必须放弃对它们的思考。
要获得“岛之乐”就必须信任岛屿。如果一个正常人走来，岛屿只会待在自己的地界，静静等待人们对它发出赞叹。如果人走来时已经慢性恍惚，岛屿就会介入，亲自动手，在非麻醉状态下对人进行解剖。人必须反抗，否则它会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注入人体，让人更加支离破碎，将人岛屿化。在与岛的激战中，人总是败下阵来。
西方的文学圈流行一种民意调查，有杂志每隔几年就会组织一次，目的在于判断一个作家在其他作家心目中的重要性。问卷的问题是：“如果您得一个人去岛上度假，您会带哪几本书？”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幼稚得可以。如果我得去岛上度假，那我没有选择，我不能带任何我喜欢的书，因为每本都是被禁的。是的，或许正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书，没有把内容铭记在心，就得去岛上。上岛是书带来的惩罚。如果我不是得上岛，而是因为我想去，任何时候只要情愿就可以离开它，随自己心意来与去，想带什么书带什么书；或者待在岛上，让别人把书寄来，那则另当别论。西方知识分子说起“岛”时，闻到的是自由的香水味，岛是法律和规范被废之地。加之还可以读一本好书，简直就是自由意志的巅峰。当然，人们不只会带好书上岛，顺便也会带上好衣服，好化妆品，好食品，还有一个好的健康，以及预防疾病的好药。
为什么从未体验过压制的西方杂志，需要这没头脑的颠覆之痒，只为让自己的问卷更吸引人。他们当然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安置瘟疫和麻风病人的岛，过去和现在都有关押犯人的岛，纳尔逊·曼德拉就曾被关在岛上，库尔德工人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也曾是某监狱岛上的唯一居民。统治者认为水的防御效果不错，常常把它当作隔离带。尽管如此，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得上岛”还是充满了个人自由，他们既不被岛也不被得所激恼，他们用一个以非自由为前提的句子来追问自由的选择。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