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人们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开会中打发掉的。开会时可以看出管控下的罗马尼亚社会大家说话的方式，或许独裁统治社会都是一样的。讲话时，所有真实的东西，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动作全都消失殆尽。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可以互换的角色，他们离开自我，为了功成名就，走进政治角色的机械动作中。在罗马尼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和我小的时候，乡村教师想把对上帝的敬畏植入我大脑一样，干部们不断宣扬他们的主义：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里。他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独裁者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配合他的讲话对人们潜移默化着，长达几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的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就像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眼睛、鼻子和嘴。同样的内容翻来覆去，和天天打交道的日用品一样熟稔于心。但只靠重复还不能保证人们对独裁者的认可，于是，干部们在公开场合竭力效仿他的姿态。齐奥塞斯库只上了四年小学，略微复杂的内容和简单语法对他来说都是障碍，加上先天的缺陷——在元音间切换或两个辅音快速相连时会大舌头——使他说话时像是在咕哝。他试着把音节划分成更小的音节，说起话来像狗叫，同时不停地做手势转移人们的视线。可以想见，模仿这样的表达，对罗马尼亚的语言来说是多么可悲又可笑。
那时我常说，这个国家的年轻干部是最老的。因为他们模仿独裁者时毫不费力，比年长的人更加惟妙惟肖。当然，这是他们事业刚起步时必备的技能。后来，当了几天幼儿园教师，我才明白那不是模仿，他们其实是在扮演自己，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姿态动作。
我在幼儿园上了两个星期班，发现五岁的孩子就开始模仿“领袖”，痴迷于颂歌。我因“个性太强”，不主动适应集体，缺乏觉悟，被工厂和几个学校开除了。失业一段时间后，来到这家幼儿园。当时开园已经很久了，有个老师患了黄疸病，需要康复一段时间，让我去代课。我接到通知时心想，幼儿园应该还好，这个国家的孩子应该还拥有童年，不至于像学校被意识形态空洞而稳定的破坏力影响到，那里肯定还有积木、娃娃和舞蹈之类。我接受这个职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已经一文不名，每个月还得支付债务和房租。就我的情况，谁都不能指望我长期租房——不堪秘密警察的威胁，房东最后都会选择把我扔到大街上。我靠我母亲——一个公社社员——在地里的辛苦劳动所得维持生计。
上班第一天，园长带我来到班上。一踏进教室，她就略显神秘地对孩子们说：“颂歌。”孩子们自动站成半圆，双手笔直地放在大腿两侧，伸长脖子，眼睛望向天花板。他们从小桌边跳起来时还是孩子，站成半圆唱歌时就变成了士兵。与其说他们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吼，在叫，重点是声音的亮度和身体姿态。颂歌很长，近年来增加到了七段。我失业已经很长时间，对新加的段落完全不了解。全部唱完后，半圆解散，笔直站立的士兵又成为欢闹尖叫的淘气孩子。园长从书架上取下一截棍子，对我说：“这个可不能缺。”然后把四个孩子叫过来，咬着耳朵对我说，这几个是孩子重点关照对象，并逐一介绍了他们家长的职位，其中一个竟是党总书记的孙子。她说，对他尤其要上心，他听不得反面意见，挑了事也要偏袒他一些。交代完之后，园长让我和孩子们单独待在一起。书架上有十根棍子，铅笔一样粗细、尺子那么长的树枝。其中三根是断的。
那天，外面下起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鹅毛大雪，一个冬天都没有融化。我问孩子们想唱哪首冬天的歌，他们说不会。我又问夏天的歌，他们还是摇头。春天的？秋天的？结果都一样。终于有个男孩建议唱一首采花歌，歌里有青草地，也就是一首夏天的歌了。孩子们对这种分类显然很不习惯。唱着唱着，第一段描写夏天的情景过后，第二段就成了领袖崇拜，最美的红花献给最敬爱的领袖，第三段，领袖高兴地笑着，因为他是所有孩子们最好的领袖。
第一段关于草地、青草、采花的描写，孩子们的小脑袋根本没有理解。从第一句歌词开始，歌声就充满了狂热，这狂热驱赶着他们快快地跑，他们越唱越高，越唱越尖，越唱越快，越来越接近献花和领袖的微笑。这首歌虽然容忍了一段夏日景色，却禁止人们去想象风景，只起到了起头的作用。同样，它也封锁了对敬献的理解，因为它需要唱歌的人精神缺席，要牢牢控制幼儿园里的一切。齐奥塞斯库虽然经常把孩子抱在怀里，但这些被抱的孩子前几天都被置于医生的严格检疫之下，以防把病菌传染给他。
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唱过的几首冬之歌，最简单的一首是“小雪花，小白裙”。我开始教他们唱，给他们解释歌词大意，让他们凝神想象雪在城市缓缓落下的情景。一张张稚嫩的小脸默默地看着我。听觉与视觉对诗意画面的欣赏，即便有时让人害怕，令人伤感，却依然能带给我们庇护和力量。但这些体验全部远离了孩子。每个人眼中飘落的雪花应该有不同的美，在这个国家却不能成为主题。国家已经游离于感情历史之外，像“小白裙”“住在云中”这样形象化的语言，禁止灌输到孩子们的脑袋里。雪之歌对这些幼年就已踏上歧途的孩子来说，太过安静。他们的感情冲动需要在立正和吼叫中体现。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在这里不存在。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软弱性格的培养要在皮肤还稚嫩的时候开始。将来要想克服自己的软弱，唯一的办法就是巴结权势，否定自我，委曲求全，惟其如此才有机会。无须逃避的自我意识，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我在幼儿园上班的第一天，就让孩子们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穿好鞋，到院子里去看雪。园长听到衣帽间的吵闹声，从她办公室跑出来问情况。我说，是为了一首雪花之歌，在教室里讲不好理解。结果，半小时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教室。“你究竟在干什么？！”她朝我喊道，“这首歌大纲上根本没有。”我们只好在教室里玩耍、休息、吃饭，然后唱歌。
第二天早上，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有谁留意过大片大片的雪花“住在云中”。我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曾仔细观察过。上班路上，为了给自己打气，我还在心里默唱了一遍。我有些尴尬地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昨天唱的歌，这时一个男孩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我问：“是你们想唱呢还是必须唱？”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我只好让步，那就唱颂歌吧。和前一天一样，他们迅速站成半圆，手压在大腿上，伸长脖子，眼睛向上，唱啊唱啊，直到我说：“好了，现在我们来试试雪之歌。”一个女孩儿说：“老师，我们得把颂歌唱完。”再问他们是否愿意已经毫无意义了，我只说：“好吧，把它唱完。”他们把剩下的段落唱完，半圆解散。所有人坐回桌边，只有一个男孩走到我身边，盯着我的脸，问：“老师，为什么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唱。别的老师总是和我们一起唱颂歌。”我微笑着说：“如果我和你们一起唱，就听不出你们唱得对不对了。”我算走运，小卫士对我的回答没有思想准备，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他跑回小桌边。他不属于班里那四个高干子弟。一瞬间我对自己及时编造的谎言很得意，但是，迫不得已这么做的原因，却让我一整天不得安宁。
每天早晨我都不情愿去上班，孩子们时时刻刻的监督让我提不起兴致。我很清楚，五岁的孩童只想唱颂歌不可能是出于天性，他们的本能应该更喜欢雪花之歌，而不是笔直地站在那儿吼叫。客观上不应该给三岁幼儿灌输任何个人的东西，但主观上他们有这个潜质。到了五岁，主观的也不行了，已经为时太晚。这一点一天比一天更清晰地摆在我眼前。对人类本质的滥用在内视，在贪婪地延续。毁灭在幼年业已完成。
以上只是事实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有关棍子的。所有孩子，除了那几个得到特殊礼遇的高干子弟，一旦我走近他们，无论什么原因，一个个都缩起脖子。我并没有拿棍子，但他们对挨打已习以为常，因恐惧而扭曲的脸乜斜着我，似乎在祈求：“别打，求你别打。”而离我远一点的孩子则喊着：“这回轮到你了，轮到你了！”
我从没用过棍子，结果呢，要想让他们听我说话，解释和喊叫都没用，他们连五分钟的安静都保持不了。这一点也为时已晚。用正常声调，无论什么样的语气，都无法达到沟通和传达的效果。令人昏睡的空洞的说教只能配合棍子来完成。
这些孩子有时逼着我满足他们被殴打的需要，好像不挨打就是被抛弃，让他们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空虚状态。棍棒下的哭泣是他们唯一能感觉到为人的方式，将他们从集体中突显出来。
经过其他教室半掩的门，我常常听到里面传出棍子抽打、断裂和孩子哭泣的声音。在视棍棒为家常便饭的园长和同事们看来，我很不够格。或许，在需要哭泣的孩子们眼中我更不够格，甚至是无能的。我真不愿意，也确实没有能力，拿起棍子。
我也越来越不能胜任自己。既不能和别人一样，又无法回到从前的自己——冲突无法解决。两周后，我辞职了。
大脑直觉产生的文字，我们自然而然地援引并说出它们，其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也可以被阻隔。独裁统治下的社会，它在孩子们的教育中被阻隔。在成人世界，它在记忆中被剔除。